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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业大学宣传部赵殿武采访记录 2010-11-22

追念梁从诫先生——访农学院易津教授

本文转自内蒙古农大网:http://www.imau.edu.cn/news/show.php?itemid=3639

                                   
 


梁从诫小传

  
梁从诫,
1932年生于北京,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54年至195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1958年至1962年云南大学历史系教师。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1988年后应聘到中国文化书院任教授、导师。1994年创建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并任会长,是民间环保领袖人物,被誉为“中国环保第一人”。
 

记者:您什么时候得知梁先生去世的?

易津:他是1028日去世,我是1030日知道的。自然之友(工作人员)给我发短信了。112日本来我打算要去了,后来我的博士课都开了,而且他们说梁先生的遗体告别在北京世纪坛医院低调举行,他(生前)不让送花圈,不搞隆重仪式,他自己一直勤俭下来的。各界人士都要去参加遗体告别,他们说可以在125日开追思会时再去。我想在座谈会上让大伙知道,北京自然之友的这些活动已经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发扬光大了。我们已经作了一些工作,而且有我们的特色。

记者:您和梁先生是如何认识的?

易津:自然之友的成立最早是梁先生认识到环保问题在中国是潜在的危机,他就成立了这个协会。他最早的工作是以环境教育为主的。环境教育包括保护藏羚羊。可可西里的藏民们自己成立了环保组织,在这个协会成立时也见了,他们非常悲壮。我当初最早接触自然之友是因为我是北京知青。北京自然之友“曾经草原”的那个网站负责人跟我是下乡一块的。他说,你们学校是内蒙古的大学,搞草原专业也是为了保护草原。草原上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你们也应该关注关注。牧民对环保知识好象还很缺乏。我知道他们曾搞过一个“羚羊车”到内蒙古的一个活动,他们当时开始关注草原,在我下乡的地方,也就是《狼图腾》提到的地方出现了开发工业,与牧民争草场,出现了水缺乏的问题。他们给农业部和温家宝总理写信。我经常去北京,这些信息我就知道了。他们做完“羚羊车”这个活动后,觉得要把草原上的问题告诉大伙,所以他们就在一个日本项目支持下办了一个展览,展览叫《曾经草原》,当时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我了解到北京很多人在关心我们的草原,后来我们提出能不能把展览办到内蒙古来。他们派人来在我们学校的旧图书馆举办了展览,非常成功。这是我们与自然之友的最初合作。当时他们给我的学生作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的讲座。因为他们都接受过国际上的NGO项目的培训。接着,我们就成立了自然之子协会。

自然之子协会成立后,他们就觉得需要对我们这些草根组织进行培训,所以请德国的一个NGO组织在北京办了一个培训班。在培训班上,梁先生给我们作了讲座,梁先生跟我们座谈,我谈了内蒙古的情况,把我们在内蒙古做的环保知识巡展工作跟梁先生谈了。当时梁先生非常高兴,他说,你看,我们没有想到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办的展览在内蒙古草原影响这么大!

记者:当时梁先生给你什么印象?

易津:非常和蔼可亲,非常和蔼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我跟梁先生接触大概只有三次。第一次他就对咱们内蒙古环保活动的印象就挺深,他就说,你们有优势,你们有语言优势,可以把我们这些东西用你们的语言、用蒙语做介绍。后来我到草原去带了好多蒙语书,我捐了钱印册子。我们算是协作单位,我们最大的工作就是散播蒙文书籍,我们到牧区去,牧民有些政策都不知道,因为他们看不懂汉文。我这几年都是带着蒙汉兼通的学生来做这个工作。

记者:您做的这些工作与梁先生有过沟通吗?

易津:有过。就是在中国环保协会第二次会议上,2007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的。我们去清华的时候碰到梁先生,当时他脑子反应还很快,就是有点记忆力不太好。完后我们又做了两个展板,把我们培训后的成果做的挺受关注的情况跟他介绍,他非常高兴。他说,你们最好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继续下去,而且你们应该把你们做的这些宣传。

记者:梁先生作的工作对您有影响吗?

易津:非常大!他的工作实际上在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草原工作,让我起了非常大的反思。反思在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学术束之高阁。我们要和我们的国家,要和我们的地区,要和我们所在的环境紧密结合,不能脱离。以前我们的想法是:哎呀!人家农业搞什么微观,我不是说反对微观搞基因什么的。我们草原上有那么多好的植物资源还没有开发、还没有保护呢!而且有的已经丢失了!我觉得我们搞草原工作的应该下去。可是,30年前,我们上工农兵大学一年下去五六个月、七八个月的都有,可是我们现在呢?就在象牙塔里边,是不是?你光发SCI,只有外国人看得着、中国人却看不着的东西就是最先进的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的学生只会在城市工作,不会在牧区工作,这就是好了吗?不是这样的。我们跟美国科学家合作,跟我合作的美国科学家人家竟然会说藏语,在尼泊尔作志愿者呆了9年。我们现在的学生哪有这样的气魄?农村的要跳进城里,小城市要跳进大城市。我觉得需要宣传这种献身理念。不光是献身,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乐趣的。

梁先生从环保意识上确实给我很大的冲击。高科学的,要从大的方面着眼,从自己的学科着手。他是历史学家,他爸是建筑学家,他就差几分他爸都不走后门让他去清华,进了北大历史系。他完全可以在历史系上做出色的历史业绩。记得有位学者说,中国去掉一个历史学家不可惜,但缺了一位环保启蒙人士那是非常可惜的。他在那么大岁数,转那么大身,从历史学家,一个教授,扔掉公职呀!后来我听说他看病各方面…….到最后他拿的就是自然之友的微薄工资。他非常…….他们自然之友跟我们在一起吃饭从来自带筷子,一次性筷子坚决不用。所以我们刚开始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怎么那么别扭呀。我们见他们把筷子掏出来,觉得他们有点做作的想法。但我觉得如果这种思想贯彻到全国,我们国家的资源将是多么大的节约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后是有很大成绩,生产力解放了,但我们在宣传节约环保这方面远远不够。吃饭,一个盘子罗一个盘子。我们在自然之友,开所有的会就是盒饭。如果我们现在开啥会弄个盒饭,丢死人了。这么一个人口大国铺张浪费。我们到美国,不是家家都有DVD,我们在摆谱方面做的真是……….

梁先生就骑自行车,这个我真是看到了.骑个破车子。所以他去开政协大会,让人家门卫给截住了,没有一个政协委员是骑自行车去的。他的理念是一贯的,他们的名片全都是用废纸做的,非常节约。

记者:这对梁先生这样的名门之后身份是不是有点丢面子?

易津:他不这么认为。他就在他的讲座上讲,如果我们把节约的理念贯穿到每一个小孩,视要父母的钱作为耻辱、浪费为耻辱贯穿到我们的理念中去,我们国家不会有这么多社会问题。现在不摆谱是耻辱呀。他给我带来非常大的震动。

记者:他充满对未来的忧思?

易津:他非常忧虑。他觉得不光是物质上的节约,要是不宣传这些,这一代人在精神上就垮掉了。都是拜金主义呀。几年前,他健康状况已经很不好了,仍然坚持参加自然之友的活动。他当时在讲座里说,我们做环保工作要有思想准备,成功少数,不成功多数。实际上他已经意识到这个工作非常困难。

记者:在您和梁先生的接触中,感觉他有无奈吗?

易津:没有,我觉得他非常坚韧。他认为这个事再难也要往下做。没有流露任何一点无奈的感觉。他没有想到他的星星之火能在全国燎原。现在全国正式注册的自然之友已经1万多人。

记者:您怎么看待梁先生的逝世对中国环保事业的损失?

易津:人嘛,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他已经79岁了。我觉得对生老病死本身要看得淡些。但我觉得他的去世引起的这种效应,实际在环保界又把他的问题推出来了,这是有意义的。我们追思梁先生的目的,不光是哀悼他去世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带头人没有了。我觉得通过追思,应该唤起更多的人从事环保事业。这个目的,我想也是梁先生自己所想达到的。

记者:您怎么看梁先生对中国环保事业的贡献的?

易津:有人就称他为“中国环保第一人”。“中国环保第一人”他当之无愧!在我了解的环保人士中,戈尔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认为也应该给梁先生颁奖。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在人口上更是占了多数。他所倡导的对中国起了作用,就等于给世界作了贡献。我们以前搞GDP是开源。现在搞环保,可以说是节流,同等重要呀。

上世纪五十年代,梁思成、马寅初当时给咱们国家进言,一个是保护古建筑,一个是计划生育,对我们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措施,我们当时都没听。如果采纳的话,北京城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扒城楼、扒城墙,最后就剩下故宫了。所以说北京现在是个锅底。梁思成保护北京城的思路我们国家没听他的呀。我们不能老说与时俱进,不管以前怎么样。我们得反思呀,我们错在什么地方!

记者:梁从诫先生曾经说过他们祖孙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

易津:他们祖孙三代做了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说实在的如果都能按照去做,我们国家要比现在好。我认为失败和成功应该辩证地看。他的理念绝对没有失败,实践那不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是不是?我理解,他所说的失败,是他的实践没有完全按照他的理念做到底。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这种理念的扩散会呼唤这一代人来跟着他做这个(环保事业)。现在很多人都在反思,我们活着是不是就为了物质?就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吃穿住?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在反思。现在我感到精神这个东西是无止境的,而物质是有止境的。我觉得梁先生以他的家庭条件、历史条件,无论名还是利,都不缺的。而他竟然在他五十六岁时辞去公职。教授不当,去搞环保。他到了北京的一个什么文化书院,文化书院本身就是个民间组织,完了成立绿色环保协会。自然之友实际上是挂在这儿。我们国家对于环保组织的注册非常非常困难。实际上,非政府组织不等于无政府组织,更不等于反政府组织,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组织的监督和工作,光靠法律都解决不了。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记者:我们注意到,梁先生去世后,在全国引起的关注度非常高,很多官员、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都对先生的去世表示了沉痛哀悼,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祖孙三代都充满了悲壮色彩,您觉得该怎样纪念梁从诫先生?

易津:悲壮还是挺悲壮的。我认为每一代人都应该有思想,不能没有思想。你象在清末,没有梁启超他们的启蒙运动,就不会有后来的辛亥革命……..启蒙的人肯定是孤独的,一个创立新思想的人,他了不起,他知道旧的体制不能存在,它虽然很兴盛,但他已经看到它(清王朝)的末日了。这三代人呀,都是先驱类的人物。同时我也觉得他们不孤独,因为他们的思想不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就看眼前我挣几个子儿,而他们也是为思想献身的那种人。他们这些人的魅力呀不在于他们干了哪些事情,他们做完了之后,死了,精神永存。这样的人哪,现在特别需要给我们年轻人宣传,我觉得在我们中国,应该把梁从诫先生的思想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